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世界经济黄皮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皮书说 Author 皮书
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衰退以来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3.5%，当然各国或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全球高通胀压力下，世界经济面临两方面突出风险。一是高通胀压力下美联储超预期紧缩冲击资产价格，二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和金融脆弱性上升。
2021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衰退以来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随着疫苗研发与接种人数增长以及各国不同防疫政策的实施，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波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
本书倾向于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经济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调整失当，则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同时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中长期影响因素则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非平衡性、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
黄皮书认为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3.5%，当然各国或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黄皮书指出，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随着防范手段的进步和防范策略的不断成熟，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受到控制或演化为普通流感应该有六成以上的把握，尽管全球再次出现大流行的概率为100%。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消除发达经济体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全球复苏将受阻，并导致全球GDP在未来5年的累计损失达到5.3万亿美元。到2021年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58%的人口接种了疫苗，新兴经济体和贫穷国家的接种率分别为36%和5%。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除了前文提及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八个问题外，在今后数年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够侵入美债系统，信心就可能崩溃，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鉴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以收复“失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1年10月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经合组织分别预测为5.3%和5.7%。基于前述对数据与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倾向于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对人类和地球都有利的结果究竟为何尚无定论，在过去10年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的“经营共识”（习惯于高利润、低投资、弱竞争）能否走向终结还有待观察，黄皮书认为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黄皮书指出，2020年年中以来，中国工业品部门的强劲复苏与欧美国家的供给、需求缺口维持在高位有关。一方面欧美的宽松政策和对个人的大力救助，使得总需求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供给能力受到冲击。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海外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我国的出口持续走强。但是，海外市场的需求缺口在2022年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一，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实现疫苗普及，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药物研发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再加上封锁政策陆续放松，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秩序、供给能力也将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将有明显的回升，从而欧美国家的供给、需求缺口也将有相应的缩小。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为6.5%，是1989年以来的最高增速，甚至略高于2000年。在救助政策支撑下，个人就业意愿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而2021年9月美国个人救助政策到期后不再延续，届时美国的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劳动参与率也将显著上升，其供给能力将得到显著恢复、改善。当然，前述分析是建立在疫情没有重大反弹的前提之下。
第二，需求方面，欧美等国家的宏观政策扩张难以再现2020年的力度。2021年9月27日，美国众议院开始对《两党基础设施框架》展开辩论，然后对其进行投票。此基建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1万亿美元，已经较最初的2.3万亿美元方案大幅缩水。同时，2021年9月以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数次警告两党国会议员，美国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后果将极为严重。然而两党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仍然陷于僵局。这也表明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要达成一致并不是非常顺利，也意味着民主党政府后续要进一步借力宽松财政政策存在较大障碍。同时，由于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两难。随着疫情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宏观政策也相应正在恢复到边际上较为稳定的状态。尽管美联储采用了“平均通胀率”等提高通胀率容忍度的做法，但是美国退出宽松已经在计划之中。2021年11月中旬，美联储已经启动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21年秋，市场主流预期认为美联储可能因通胀因素加速退出量宽的进程。
第三，欧美国家正常化过程中，其需求恢复将以服务业恢复为主，而不是对应于制造业的可贸易品。仍以美国为例，在2020年的强力救助政策背景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结构当中：服务类消费支出同比下降5.4%，耐用品、非耐用品的个人消费支出则分别同比上升5.5%、2.1%。其中，服务类消费支出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控制显著冲击了服务类消费，但是耐用品、非耐用品的个人消费支出则维持在比较正常的水平，甚至耐用品支出增速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高值。在此背景下，一旦疫苗普及、疫情得到控制，个人消费支出的恢复将以服务类消费支出为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需求复苏对中国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较有限。
第四，疫情期间，欧美无法及时为中国供货，推动了我国进口替代型的工业生产。相反，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欧美的生产恢复可能对我国的进口替代型生产活动带来冲击。在这方面，汽车发动机行业是典型的代表性行业。2020年全年，汽车发动机进口增速为-30.2%，同期我国汽车发动机出口增速为39.2%。在此背景下，我国该行业的进口替代生产活动也十分明显。2020年全年，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2337亿元，较2019年上升420亿元，增速达21.9%，大幅好于2018年有数据以来的零增长、负增长水平。相应地，汽车发动机行业的利润在2020年增幅为15.0%，也大幅好于前两年的表现。对于这类行业，在海外生产秩序恢复之后，预计国内进口替代、出口均将受到显著冲击。
可见，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海外生产秩序全面恢复之后，服务业这种不可贸易品部门的需求将引领下一阶段的海外需求复苏，海外需求缺口也将明显收窄，从而对我国出口造成影响，这还将影响我国暂时较为活跃的进口替代型工业生产。
当前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显著超出过去的历史最高水平，2022年出口份额出现回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需要稳住内需，从而对出口增速的回落提供缓冲，避免因出口的波动而影响国内经济稳定。在此背景下，工业部门将同时面临国内行业分化，以及由国外形势变化带来的需求和供给冲击。
在全球的可贸易品部门中，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就是我国的确定性。相反地，外部需求下降的确定性就是我国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不仅对工业部门是如此，而且对于国际收支，甚至对于大类资产价格可能都有相通的意义。
黄皮书指出，通胀高企持续时间超出主要经济体央行原有预期。主要经济体央行认为供应瓶颈恶化和商品需求强劲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原因，未来随着供应瓶颈缓解，通胀压力有望回落，但仍需警惕疫情反复和供应中断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通胀仍将持续数月甚至到2022年。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认为欧元区通胀仍将暂时地上升，供应链瓶颈问题有望在2022年上半年消退。据欧央行预测，欧元区2021年调和CPI同比将达到2.2%，较6月预测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第四季度将上升至3.1%的高位，但2022～2023年将逐步回落。由于疫情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全球需求和供给的不稳定性增加，在市场出清、价格再平衡的过程中短期通胀的波动性将明显上升。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短期仍将处于高位运行，半导体和新能源相关商品价格仍有上行空间。全球经济复苏推动大宗商品需求快速释放，而供给受疫情反复、投资不足等制约，短期存在刚性，难以快速响应，叠加流动性泛滥和金融投机的推动作用，2021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特别是能源、有色金属等商品供求关系尤为紧张。随着发达经济体实现“群体免疫”、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率提高，因疫情造成的供应短缺问题有望在2022年改善，供需缺口收窄将降低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压力。此外，随着美国经济在2022～2023年回落，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也将失去需求支撑。但全球经济重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碳中和”下全球能源结构调整将加剧相关商品供求紧张关系，带动中长期通胀中枢相对疫情前上行，其中与半导体和新能源相关的有色金属、清洁能源等商品价格仍有上行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方面突出风险。一是高通胀压力下美联储超预期紧缩冲击资产价格。由于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美联储提早缩减购债（Taper），内部对提前加息的支持也有所增加。如果美国通胀继续维持高位，不排除有更多中立的票委或转为支持加息的“鹰派”，届时美联储提前加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美联储收紧流动性将促使资本回流美国，加剧资产价格波动，对全球经济产生紧缩影响，甚至可能触发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上一轮美联储加息至1.5%并启动缩表之后，标普500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上证综指累计最大跌幅分别达10%、20%、25%，造成了所谓的“缩减恐慌”。
二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和金融脆弱性上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高企。随着美联储缩表和加息预期前置，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为应对高通胀和资本外流压力，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泰国已率先加息，但加息并不一定能有效阻止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还可能加深经济衰退。此外，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外债规模较大、外汇储备水平较低，面临较大的债务清偿压力。随着美国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高债务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加剧，外债负担将快速上升。在内需低迷、供给不足、通胀高企、货币贬值下，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滞胀、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风险明显上升。
中国通胀压力或将增加，但政策空间和应对工具充足。一方面，随着猪肉价格企稳回升，2022年中国CPI同比有望明显上行，但提升速率仍受内需制约。另一方面，在“碳中和”、极端天气影响下，国内电力和能源供需依旧紧张，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PPI同比保持高位运行，预计2022年才会有较大幅度回落。但考虑到我国率先从疫情中恢复，拥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政策工具，外部经济风险对我国影响总体可控。面对短期通胀压力，宏观政策应增强通胀容忍度，更加关注实际需求和就业市场改善情况，不宜因短期通胀跳升而改变政策倾向。面对大宗商品涨价压力，应用好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强预期管理和市场调节，避免供求矛盾激化、过剩落后产能堆积，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和流通体系建设，着力管控输入性通胀压力。面对海外金融风险，应增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和汇率弹性，发挥汇率对资本流动的调节作用，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
(出版信息：《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张宇燕主编，孙杰、姚枝仲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